精神家园的守候
头上顶着一个过时的称谓“北京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我，已经在平顺县这块“热土”工作快半个世纪了。除了乡音未改，其他已经看不出和土生土长的平顺人有什么差别。但作为一个原籍北京的人，四十多年间确实有过四次离开平顺的机会，我都毅然地拒绝了北京对我的召唤，拒绝了另一种生活对我的诱惑，就像一棵长在青羊山上的坚韧的松树，让根深深穿破泥土，在岩石缝扎下去，完成着“要为山里娃走出大山，一生奉献”的承诺。
一次聚会的震惊
2013年9月8日，对我，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共同插队的高中同学——北京二中1967届高二4班同学，经历了45年分手之后，终于定了相聚的时间。60多岁的我天天忐忑不安，不知老同学眼里的我，大概是个什么定位？
到了北京京伦饭店发现，全班健在40名同学，有27名出席了聚会。另有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定居的同学没有赴会。这是我的插队同学最大规模的集会了。
分手45年，黑发变白鬓，“红卫兵”成了退休人。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虽然都是围绕“文革”和“插队”的话题，泪流在脸颊，笑盈满皱纹。对于我来说，激动之余，暗暗审视同学的现状。发现27人中省部级公务员7人，单位从中纪委到水利部；成功商企人员12人，从亿元公司董事长到百万元老总；教育界人士8人，其中大学教授3人，中学教师5人。在本国27人中，北京以外工作仅3人，青海西宁市建委、河北承德市党校、山西平顺县中学各1人。从收入看，以工资为生者，自己是别的四位中学老师的退休金一半，全体同学中最汗颜的人，直觉应该是我。心里有准备的我，还是猛的一抖。
反思月余。自己过去并不是班里末等生——论学习，在班也是第十几名次序；论“能力”我还是最后一任班长。1968年，插队时同学四个走向：内蒙莫力达瓦旗牧区插队，黑龙江建设兵团插队，陕西延安地区插队，山西定襄县插队，北京京西王平村煤矿下井。而我却在这四个走向之外，独出心裁地以写血书形式选择了平顺——一个诞生劳模人物、创业事迹的山乡，想闯出一条更有人生价值的革命路。
以“要为山里娃走出大山，一生奉献”的承诺，把自己钉在平顺。但没想到，人生实际效果差异，赤裸裸的展现在自己眼前，我是多么苍白。连自己都难以接受，甚至有点悔意。
一生奉献的迷惑
回看自己在山西上山下乡的经历：做过四个月放羊娃，当过两年养殖场猪倌，修过三年大寨田……一个插队人能吃的苦，我几乎都经历过。另外我还有37年的平顺中学教书生涯，这是我独一份的精神财产。
我是1976年到平顺中学任教的，到2013年，整整37年。有的家庭教了兄妹三四个，或父子、母女两代。“桃李满平顺”，对我，不是一句形容词。
我自诩在平顺最缺少教师时，知识青年返城时，我没有动摇过自己的承诺；在是不是外乡人都往外流出平顺时，我没动过心底的坚守，一如既往的，站在三尺讲台前，送走了27届高三生。
但现在这些自己骄傲的业绩，在人才不再拮据的时代，已经不再被人挂在嘴上了。时过境迁。自认为是道德的守候，承诺的尊重，已经让人的评价从褒义词变成中性词，语气中最多带有一种惋惜罢了。
有人叹息地说，你应该知道“人们心里没说出的一句话”：当年没有你，其实平顺也能考上大学生，平顺也能考北京的大学。你过高看待了你的奉献，你过低估计了社会潮流的力量。你太看重了自己留在平顺的奉献价值，有点自作多情。这是你不按自己北京人身份考虑问题，而是按一个有责任的平顺人身份考虑事业的必然结果。你犯了平顺人常说的“太老实”的呆病……
我明白了我的插队同学，改革开放一开始便全都从各地，百计千方、不舍昼夜回到北京为什么了。他们知道北京发展平台最大，太原、长治都比不了，别说贫困县平顺了。
面对现实，思绪更深切了。如果说从北京到农村来算作是“土插队”，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洋插队”的同学。
我的同学汪如一、宋正、段宗一、朱家麟、谭瑞宗、李平、白莹、姚惠民成为美籍等其他外籍华人。他们确实和我一样经历了“文革”的惨烈，经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的艰难。但他们也在祖国百废待举，需要一个有知识的人尽一点微薄之力时，走了。当我在平顺立下“要为山里娃走出大山，一生奉献”的承诺时，他们的目标地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当时并不缺他们那点知识，也不缺他们这样人才，他们扎下了根。经历过“上山下乡”农村的艰辛后，他们对祖国和人民没了信心，虽然这也是那个“理想破灭时代”的正常思维，但我觉得“献出你的知识，和最艰苦地区的乡亲，一起走出国家的阴影”，就这一点拳拳之心，我觉得我还是高尚的。虽然我不应贬低我的同学。那是精英的潮流。但我也不想委屈自己胸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
站在彩凤山顶，我不禁又想起我的另一个同学——“威创公司”的创始人。
“威创”是一个年创收入十亿元的跨国公司。同学对比说：“你在下决心不回北京时，考虑不离开你教的山区孩子时，我已经决心离开煤炭部计算机中心，虽然煤炭部把我从王平村煤矿提上来，有恩于我，但创自己的公司更诱惑我。当你第二次下决心不离开平顺，坚持党员责任时，我已经决心到新加坡去发展了。当你第三次决心给平顺中学高三再出一把力时，我已经决心从新加坡向世界发展了。作为两中人都是有国家、社会责任感的，不过，你想的是‘低级责任’，而低级责任‘保鲜期短’”。同学的无意识对比使我陷入深而无法解脱的迷惑。
选择对谁发展尽责任，我和我的同学不同，同学选择的是做“财富英雄”，做年缴税600万的财富贡献人。而我始终选择的是平顺——一个老区的升学教育窗口，做从全市倒数第一到正数第四的“推波逐浪人”，做从零达线人数到达线364人的“给理想点灯的人”。面对山里求知孩子的无愧选择，自己的选择不对吗？我愕然。
同学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上山下乡”，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努力利用各种条件使自己得到社会承认的发展，这才是人生的硬道理。”也许是平顺的“盆地意识”、“山谷意识”局限了我，我木然了。
也有同学对我说：他没有在一个单位呆过五年，这是他发展快的原因。在一个单位呆了37年，整整的一生。这是我的局限？
1985年全国师资都缺乏，连《人民日报》都发表了“一个令人忧虑的事情”的社论，对中小学教师没人干而“忧虑”。北京市教育部门领导到知青点面试非常简单：只要是二中的，拨了脑袋就算正式员工，立即回京上课。而这个时代我表态，不回北京，要扎在一个和北京不能相比的国家级贫困县，给高中的孩子们“点亮理想的灯”。
我始终怀着一颗报效老区人民的心，报效当时还缺师资、缺理想的一个穷县，报效一个硬件、软件都期望有人投入的地方。用“报效”这种行为回答党和人民，我觉得我的血是热的，其实这种精神离共和国昨天历史还不太远，我应当无怨无悔，虽然现在看起来，自己付出的大了一点。
事情又回到当年，对于坚持回北京与留在老区平顺的选择，有的同学说，你当时想得有些天真，其实你抛弃的不仅仅是北京一个有很多附加值的户口，更重要的是抛弃了一个发展大平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平台。
一种精神家园的守候
现在的世界是涌现了新理——有些新道德、新哲学。新理、新道德、新哲学，在社会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作用。他们的存在，肯定了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并存也是今天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也一样觉得，老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价值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平顺人，而不是北京人。所以用平顺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贡献，应当说是一种自信，是一种自豪。
自己既然已经把一生奉献给了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了，所以让退休金，让各种福利待遇低一些，甚至连医疗保险都做出贡献，这符合现实的国情，也很正常。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个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在现实应当说内涵是不一样的。始终在心中保持着一份对党和人民深深的爱，始终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始终不忘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在最需要的地方倾心奉献，始终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这就是我的精神家园。
庄子不愿意做庙堂被人供奉的神龟，却十分顽强地做在泥里摇着尾巴的乌龟，其志在泥土中发挥自己淳朴的爱。这就是庄子的精神家园。
孔子曾说过：“君子有三戒”，其一曰：“及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说人老了的时候，要“不贪”，不贪对自己的评价。
杨绛先生是对人间万态洞若观火，万丈红尘举重若轻的人。她说：“一个人不能把期盼外界之人认可当作追求，其实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话说得多好啊，求仁得仁，岂有怨哉？
是啊，作为一名平顺中学的老师，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退休后还能在2009年荣获“长治市十大道德楷模”称号，2010年还能荣获“山西好人”称号，还能在2012年获得学校“高考特别贡献奖”，还能在2013年荣获平顺县“党员十大先锋人物”称号，应该说，这在平顺也是稀有的光荣了。
其实同学们还是认可我的，虽然历经45年后，他们认为我是这个“知识青年”团体唯一一个还“接着地气”的同学——在既是贫困地区又是县级单位做着教师的同学。“精神楷模”，在这个圈里是唯一的了。在北京二环以里纯正的“老北京人”圈内，这二十多年思想文化境界变化了好多，不过他们依然觉得，到现在还追求“为了一个承诺”，以道德立身，凭坚守奉献，这种人生道德观，社会应当尊重，也理所当然尊重。
其实，在今天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价值观还是传统而健康的，其实我多虑了。在10月11日第二次同学聚会时，同学和他们的夫人们举双手为他们有我这样的唯一的一个同学而起立鼓掌。
守护承诺，为美丽长治、为美丽平顺。（曹政云） | 
